4月3日，河南省第十六屆遺體器官捐獻緬懷紀念活動在河南福壽園河南省紅十字紀念園舉行。河南省紅十字會供圖
清明節(jié)前，市民在河南省福壽園的紀念活動上敬獻鮮花，表達哀思。譚紀剛 攝
這個清明節(jié)，我們走進了一個特殊的群體。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大體老師”。這是醫(yī)學生對遺體捐獻者的尊稱，也是生命落幕之后最深沉的回響。
我們找到了三位講述人。一位是母親，兒子45歲突發(fā)重病離世，捐獻了角膜和遺體；一位是女兒，年過九旬的父母雙雙簽下遺體捐獻志愿書，結伴成為大體老師；一位是妻子，為離去的老伴換上最愛的藍灰襯衣，把他送進了醫(yī)學院的實驗室里。
每一段講述，都讓我們淚目。不是因為悲傷，而是因為在這些平凡的家庭里，我們看見了不平凡的選擇——把最后的體溫留給醫(yī)學，把最后的念想留給世人。
死亡不是終點，遺忘才是。這群人選擇用一種特別的方式，讓愛和生命延續(xù)。
今天，讓我們走進他們的故事，了解這群無言良師，也了解他們身后那些深愛著他們的人。
“老伴用這種方式繼續(xù)守護世界”
講述人：遺體捐獻者愛人 劉玲
清明節(jié)前，我去河南福壽園河南省紅十字紀念園看老伴了。
確切地說，是去看他的名字。那面紀念墻上，2025年的捐獻者姓名，第一行第一個名字，就是我老頭——郭明輝。
名字在這兒，人正躺在鄭州大學河南醫(yī)學院的實驗室里，給醫(yī)學生們當大體老師。這是我們34年前怎么也想不到的結局。
34年前，朋友介紹我們認識。他比我大9歲，細心、隨和，還有才華。說實話，我很仰慕他。相處8個月后結了婚，這一過，就是大半輩子。
他是個特別細心的男人。去年我看中了一只養(yǎng)生壺，沒舍得買，他知道了，悄悄給我買下一整套。那是他送我的最后一件禮物，如今就放在家中陽臺上，每次看到，我都覺得他還在。
他走了以后，我很想他。他生前不愛拍照，想他的時候，我就一遍遍回憶我們做過的事，邊想邊流淚。但流完淚，我又覺得踏實——這一生能遇到他，是我的福氣。
退休前我在醫(yī)院后勤處工作，雖不是一線醫(yī)護人員，但見多了生老病死，對生死看得比一般人坦然些。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作為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加入了河南省紅十字心理援助服務隊，后來又當了隊長。那些年四處奔波，要不是明輝在身后撐著，我走不了這么遠。
我總說：“這輩子最慶幸的是投身公益，最幸運的是有老郭在身后支撐著我。”
起初他看我太累，就主動加入志愿服務，純粹是想陪著我、替我分擔�？珊髞恚淮未巫哌M養(yǎng)老院、福利院，看到那些孤寡老人和殘障孩子，心底的善意被真正觸動了。他不再只是為了陪我，而是真心想為他們做點事。我們從夫妻，變成了并肩同行的公益伙伴。
因為都是志愿者，我們會經(jīng)常接觸器官捐獻者和遺體捐獻者的家屬，對捐獻這件事了解得比普通人多。
大概在我42歲那年，有一次參加完紀念活動，回家的路上我對他說：“等我有一天不在了，我也要捐器官、捐遺體。”
他立馬回答：“我也是這么想的。”
沒想到是我先提議，卻是他先完成捐獻。
2025年3月10日清晨，我永遠忘不了那天。明輝在睡夢中突然走了。前一晚他還念叨著要回單位看看老同事，要給家里添點菜。一夜之間，人就沒了。
我強忍著悲痛，徒手給他做了20分鐘心肺復蘇，醫(yī)護人員又接力搶救了一個多小時，可還是沒能留住他。
那一刻，悲痛幾乎把我淹沒。但我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我們有約在先，不能辜負他。
我第一時間聯(lián)系了紅十字會，辦理了捐獻手續(xù)。兒子也是學醫(yī)的，對捐獻的事很支持。在辦理遺體捐獻時，他含著淚說：“爸爸眼睛很好，能不能捐眼角膜？”但遺憾的是，按規(guī)定，眼角膜捐獻者需在65周歲以下，70歲的明輝已經(jīng)超齡了，不過，他能成為“大體老師”，也是一個很好的結局。
送他走的時候，我沒有給他置辦壽衣，而是換上了他平時最愛穿的藍灰色襯衣、運動褲和運動鞋。他一輩子樸素，我想讓他按自己平時的樣子，體體面面、安安靜靜地走。
他的告別儀式上，上百名志愿者自發(fā)趕來送別。大家都記得這位溫和寬厚的老郭，記得他拎著物資走進福利院的背影，記得他的廚房里飄出的飯菜香，記得他總在鏡頭外默默守護的模樣。
如今，我依然帶著心理援助服務隊奔走在志愿服務一線。陽臺上那只養(yǎng)生壺，靜靜地陪著我。
前兩天給爸媽和哥哥掃墓，一家人坐在一起聊起人生，不知怎的就談到了遺體捐獻。幾個兄妹都明確說，等百年之后，也想捐。兒子也認真地告訴我，到那時，他會按我的意愿，幫我完成捐獻。
人這一生，其實很短。等我走了，能和家里的老頭一起，以“大體老師”的身份，繼續(xù)守護這個我們深愛過的世界——我想，這就是最好的歸宿了。
“爸媽換了一種方式留在世上”
講述人：遺體捐獻者女兒何堅真
清明節(jié)前，我?guī)еㄈタ戳宋业母赣H和母親。
河南福壽園河南省紅十字紀念園紀念墻上，人名很多，可神奇的是，我一眼就看見了她的名字：何玉琴。
我用手指摸了一下，可能是因為那天陽光很好，名字竟然有些溫熱。
后面還有人排隊，我沒有駐留太久，便離開了。
之后，又去另外一個紀念墻上，看望我的父親：馮小年。
父親走的時候91歲，母親94歲，都是因病走的。
走之前，他倆商量好，把遺體捐了，去醫(yī)學院當大體老師。一輩子為黨為國，最后一程也沒想著留塊墳地。
爸媽這輩子，話都不多，相敬如賓，日子過得平淡。
父親是北方人，就愛吃面食，饅頭、面條、餃子，頓頓離不開。母親本是吃米飯長大的，嫁給他之后，家里就很少煮米飯了。一日三餐，都是母親親手做面食，蒸饅頭、搟面條，幾十年，沒變過。母親照顧父親，細致到衣食起居，沒半句怨言，日子就這么安安穩(wěn)穩(wěn)過了一輩子。
誰能想到呢，倆人竟在平淡的日子里“悶聲干大事”：加入遺體捐獻志愿者行列。
最早說起捐獻遺體，是很多年前的一個傍晚。父親坐在小椅子上，拿著一張舊報紙說：“國外醫(yī)學生，一人能學五具大體，咱們五個學生才分一具，學醫(yī)救人，少了這些老師不行。”母親在旁邊，頭都沒抬，接了一句：“那咱也捐，人走了，還能幫國家做點事，值。”
他倆總說，死人不跟活人爭土地，不想占著地里的地方，要把最后一點用處，留給學醫(yī)的娃娃。
我一開始不同意。老一輩人，都講究入土為安，有個墳，逢年過節(jié)能祭拜，才算有個念想。我勸過，可他倆態(tài)度堅決，不吵不鬧，就慢慢跟我講：“人早晚都要走，埋了就是一抔土，捐了能教娃娃救人，比啥都強。”
后來，他倆索性自己揣著身份證，坐公交去紅十字會，把手續(xù)全辦了。直到要子女簽字，我才知道�？粗麄z堅定的樣子，我簽了字，心里堵得慌，也慢慢懂了他們的心思。
后來我細想，這個決定可能也跟他們教書育人有關系。
1949年，母親進入青年干部學校，后來輾轉教書，扎根鄭州糧食學院（現(xiàn)為河南工業(yè)大學）教外語。母親對學生溫和，把學生的事放在心上，教過的學生多年后還念著她的好。
父親16歲就參加工作，在印刷廠干活，鑄鉛字的鉛水燙傷了左腳的5個腳趾，留了一輩子疤，從沒喊過苦。后來在學校教書、管教材，待人實誠，同事有難處，他總伸手幫。
跟學生打了一輩子交道，那就在死后，繼續(xù)當一個無言的大體老師吧。
2021年，父親走了，走得安詳。紅十字會的人來接遺體，沒有儀式，很安靜。我站在旁邊，攥著衣角，眼淚止不住地掉。母親拉著我的手，輕聲說：“別難過，他是去給娃娃們上課了，能救人，他高興。”
去年清明節(jié)前后，母親也走了，安安靜靜地，跟著父親去了。她的遺體，也按之前的約定，捐了出去，成了大體老師。
這次來紀念墻，我?guī)Я艘粡埿∽謼l，一筆一畫寫好“母親，我們永遠懷念您”。字不多，心里的念想，沉得很。
他倆一輩子省吃儉用，衣服穿得發(fā)白、破了，補補再穿；吃飯從不浪費，粗茶淡飯就知足�？捎錾鲜拢鍪謴牟缓�。汶川地震，他倆瞞著我，每人捐了1萬塊；新冠肺炎疫情剛開始，兩位老人相互扶著，去學校離退休處，又捐了1萬塊積蓄，只說：“老黨員，應該的。”
2016年，兩人榮獲“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他們再得“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他們拿到紀念章，每次都會說一句“沒愧對國家”。
是啊，奉獻一輩子了，決定走后捐獻遺體好像也不奇怪。
爸媽走后，我�；乩戏孔印N房里的案板，還留著母親做面食的痕跡；客廳的舊沙發(fā)上，仿佛還能看見他倆并排坐著看報紙的身影。我把他們的紀念章擦得干干凈凈，放在桌上，學著他們的樣子過日子，獨立、踏實，不貪不占，力所能及幫別人。
母親說過，生命不在長短，在厚度。
紀念墻上，都是和他倆一樣的人，把身軀留給醫(yī)學，把溫暖留給世間。
我的爸媽，沒走，只是換了一種方式，留在這世上，也留在我心里。
“兒子沒有走遠，他就在我們身邊”
講述人：遺體捐獻者媽媽馮備
兒子走了一年半，我才敢坐下來，好好說一說他。
他叫王海波，走的時候，才45歲。
我是醫(yī)生，老伴也是醫(yī)生。我們在醫(yī)院里見過太多生離死別，按理說，對生死應該比普通人看得開些。可真輪到自己頭上，什么道理都講不通了。2024年9月，我兒子突發(fā)重病——化膿性腦炎，來得又急又猛，我們還沒反應過來，他就再也沒醒過來。
45歲啊，正是人生最吃勁的年紀。
海波是個廚師。他不像我和他爸那樣穿白大褂，可他那身廚藝，暖過很多人的胃。他熱愛生活，喜歡琢磨新菜。逢年過節(jié)，一大家子聚在一起，掌勺的一定是他。他孝順，對長輩從來都是好聲好氣。他善良——這一點，我后來才真正深刻體會到。
那是2024年8月的事。
有一天我們娘兒倆聊天，不知怎么就說到身后事。他突然跟我說：“媽，等我走了，我想捐獻遺體。”
我當時愣住了。雖然我是醫(yī)生，上學時跟解剖、跟醫(yī)學標本打交道，上班后跟病人打交道，可乍一聽這句話，第一反應還是接受不了。我嘴上說：“還早著呢，不著急。”心里卻咯噔了一下，不愿往深了想。
誰能想到，一個月后，他真的就走了。好像他提前知道些什么似的。
他走后，我們遵照他的意愿，捐了角膜，也捐了遺體。
說實話，最難熬的，是簽字那一刻。筆拿在手里，沉得抬不起來�？赡鞘呛２ㄗ詈蟮男脑�，我不能替他做主，更不能替他反悔。他一輩子善良，到最后一刻，還是想著要幫別人。
后來醫(yī)院告訴我們，他的角膜讓兩個即將失明的人重見了光明。
我一聽，眼淚就下來了。海波生前做的飯，溫暖過多少人的胃；走后留下的角膜，又照亮了別人的路。我這兒子，到哪兒都想著給人間留點好的。
兒子的遺體捐給了鄭州大學河南醫(yī)學院，他成了一名“大體老師”。
我年輕時上解剖課，知道每一個醫(yī)學生的第一刀，都是大體老師教的。沒有大體老師，就沒有真正的醫(yī)生。可我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我自己的兒子會躺在那里，用他的身體，去教那些孩子們認識神經(jīng)、血管、肌肉。
兒子剛走那會兒，孫子才17歲。爸爸突然沒了，還要把遺體捐出去，他一開始想不通，問我：“奶奶，為什么要把爸爸捐了？”
我摟著他，輕聲說：“孩子，你爸爸沒有走遠，他就在我們身邊。他的眼睛在別人身上看著這個世界，他的身體在教那些哥哥姐姐怎么當醫(yī)生。你爸爸還在，他沒有離開。”
孫子慢慢聽進去了。我知道他心里難過，可他也知道，他爸爸是個什么樣的人。
海波走了以后，有一件事讓我特別意外。
我哥——海波的大舅，主動去填了遺體捐獻志愿書。他說：“海波這孩子都做到了，我這當舅舅的不能落后。”
再后來，我和老伴也簽了。
我跟老伴說，等將來我們都走了，也把自己捐了。這樣，我們一家三口，就又在那個地方團圓了。
說我迷信也好，說我想得開也好，我就覺得，人這一輩子，肉體會消亡，可愛不會。海波把愛留給了兩個重見光明的人，留給了那些即將成為醫(yī)生的孩子們，留給了我們這些還在想他的人。
如今，提起兒子，我還是會心痛，但慢慢接受了這個現(xiàn)實。
不是因為時間久了忘了，而是因為我漸漸想明白了：海波沒有真的走。他只是在用一種特別的方式，繼續(xù)愛著這個世界。
他是我的驕傲。
（本報全媒體記者李曉敏李佳熊卓甜整理）
記者手記
976個名字背后的溫度
□本報全媒體記者 李曉敏
寫完這三篇故事，我查了一個數(shù)字：截至目前，河南省已有976位逝者捐獻遺體，成為“大體老師”。
976。這個數(shù)字不大，卻沉甸甸的。
他們生前，年齡不同，職業(yè)各異——有廚師，有教師，有工人，有公務員，有學生……他們散落在城市的街巷、鄉(xiāng)村的院落，過著各自平凡的日子。
可他們身后，卻作出了同一個不平凡的選擇：把自己交給醫(yī)學。
在醫(yī)學院的解剖課上，每一刀下去，都是一個真實的生命在“說話”。神經(jīng)怎么走，血管怎么分，肌肉怎么長——這些書本上的圖畫，因為大體老師的無私贈予，變成了醫(yī)學生指尖最真切的觸感。沒有他們，就沒有真正的醫(yī)生。
976位大體老師，976個家庭的托舉，976份沉甸甸的饋贈，也是976次關于愛與奉獻的無聲告白。
采訪中，三位講述人都說過類似的話：“他沒走，他還在。”這句話，我起初以為是思念，后來才明白，那是信念。
他們相信，那些正在實驗室里低頭學習的醫(yī)學生，終有一天會走上手術臺、走進診室，用從大體老師身上學到的本領，去救更多的人。而每一位被救活的人，每一個重新亮起的生命，都是大體老師生命的延續(xù)。
作為記者，我有幸聽到了其中三個故事。寫下來，是想讓更多人知道——有這樣一群人，用最后的體溫，溫暖了醫(yī)學的路。
向每一位大體老師，致敬。
向每一位理解并支持他們的家人，致敬。
